博友谢红俭组织了一个“情调与生活”的座谈会，邀我参加。可惜，突然病了，发烧，打冷战，浑身疼。但又觉得这个话题不错，就写了这一篇，算作对谢主席活动的响应，也是自己的一个表达吧。

    也希望我们这个城市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座谈会、沙龙，让我们这个城市在精神上丰润起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情调是什么？虽然有众多解释，但估计没有一种解释能准确地表达出它的核心内涵。说到底，它是一种很自我的、完全指向内心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体验，所以，在外延上来讲，势必会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所理解的情调，与你所感受的情调，未必是一致的。


    我的理解中，情调就是一点一点的“盐”，虽然不起眼，却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短缺的。可惜的是，或者可怜的是，我们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，是没有情调可言的，就像每顿饭里没有盐一样，我们是吃白饭长大的，生活相当乏味。


   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
    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。文化学者孙隆基教授曾写过一本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，很深刻地剖析了一种现象，那就是，对于中国人来讲，“身”与“心”是分离的。他说，如果一个“个体”只被当作一个“身”的话，那么，他是没有一点精神性的，中国文化既然将“个人”设计成一个“身”，因此就很难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，而倾向于将它当作一个必须受社群关系制约的“不道德的主体”。至于中国人的精神形态，也就是“心”，则必须用“由吾之身，及人之身”的方式在别人身上展现。所谓二人才可成“仁”，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的“个体”是无法对自己下定义的，必须由“仁”这种二人关系才可以定义。“一人”只是“身”，二人之间才衍生出“心”。说句浅白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是需要到别人身上去寻找的，要在精神上做自我完成，必须借助社群，比如献身集体的事业。所以才会有“杀身成仁”“舍生取义”“为人民服务”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种种说法，如果离开了人情，离开了社群，离开了集体与社会，我们的“个体”只是一个“躯体”而已。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同样是一个个体，重要不重要，全看你为他人的服务程度，付出程度。


    孙隆基教授还对比了中西方的不同。他说，拿西方文化为例，“个体”就包括一个“灵魂”（亦即是自我），以及由这一个“自我”原则统辖的理智、情感以及身体。这个“自我”原则促成超越世俗的意向，因为它要求人人的“个性”不同于别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“灵”与“肉”都是由“自我”这个完整形态自己调配的因素，因此“个体”也就是自己“身”的主人——除非因为他（她）因为柔弱而逃避自由。至于中国人“安身”与“安心”的倾向，却是要求别人来“定义”自己，因此也必须由别人的“心”去组织自己的“身”。在这个意义上。“个体”并不是自己的“身”的真正主人。此外，这一种生活意向又是完全导向世俗关系的。因此，“身体化”的存在就是一种没有“灵”，也没有多少“肉”，没有超越意向、幻想力，也没有多少好奇心的存在。


    孙隆基教授的研究未必完全正确，但是，确实反映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的东西。比如，作为父母，我们经常会对孩子们讲，“我这么做，还不是为你好？”借助这个借口，就可以剥夺孩子的自由，甚至棒打鸳鸯散。同样，作为父母，我们很少关注孩子的内心，而是过分关注他的身体。小时候，要提醒他“屙不屙”“尿不尿”；稍大点，就是想办法让他吃好喝好；再大点，就是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；都是“身体化”倾向的反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照顾不到他的心，他的心在别人那里。


    同样，作为一个“身体化”的个体，往往会走向形而下，所以，国人才如此重视“口腹之欲”，见面就是“吃了吗？”，把“吃喝”也就是中国美食发展到了极致。


    如此看来，情调这样一种完全依赖于自我，完全进行自我情感发掘和消遣的精神活动，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。因为，我们的每一项活动都必须有所承载，否则，就是脱离群众，就是自私自利。因此，才会在外国友人来长江漂流的时候，我们的勇士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要去完成这项漂流。同样是漂流，意义已经不同了。


    所以，情调之事，是国人之大事。这件事情，需要在个体不断完善，个体权益不断保障，个人充分享受自由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。应该看到，如今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以前羞谈情调，羞谈自我的状况正在改善。情调，作为个体的一种选择，一种生活态度，正在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。当然，橘之生于南为橘，生于北则为枳。文化是多样的。我们既不能不谈情调，也不能妄谈情调，还是把情调当成生活的盐吧，每天加入一点点，生活必将多滋多味，丰富多彩！


    愿我们都过上有“盐”的生活！